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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悠悠过陕北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9-12-25

丝悠悠过陕北

丝悠悠过陕北

发布时间:2017-01-03 已有: 人阅读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是唐代诗人张籍对丝绸之繁盛景象的描写:长安城中成群结对的西域胡商、琳琅满目的西域商品、热情奔放的西域胡旋舞业已成为包容、盛唐气象的文化表征。长安、河西走廊、敦煌、西域等这些地名也与丝绸之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眼里,历史上陕北地区既无经济上的富庶,也无经商贸易的传统,似乎和丝绸之没有什么关联;其实不然,陕北地区也曾是丝绸之经过的重要区域。拙文分四个阶段,大致梳理出陕北地区丝绸之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

玉石为媒:早期的陕北地区与的交往

“人缘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史前时期,陕北大地上发生了什么,目前难以说得很清楚,但还是能寻摸到一些东交流的信息,其中最具有价值的便是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石峁遗址。石峁遗址中流失以及出土的大量玉器极大地提升了遗址的文化内涵。高品质的玉器诉说着这里曾经有过的高度文明,但也留下难以解开的谜团,其中之一便是这些玉器从何而来?石峁玉器成为了解陕北地区早期阶段与交往交流的重要窗口或观察点。关于石峁遗址中玉器玉料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陕北地区史前遗址包括石峁遗址中的玉料基本来自于陕北本地或者附近地区;另一种则认为石峁遗址中的玉料是外地输入的,并且有可能来自三个地方:一是辽宁岫岩;二是今天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地区;三是甘肃、青海甚至新疆地区。由于目前在陕北及周边地区尚未找到合适的玉料产地或者玉矿资源,玉料从外部输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早期阶段的陕北地区,以玉料为媒介的东交流交往就已存在。事实上,这样的判断不仅仅立足于石峁遗址玉器的单一,有关欧亚间的东西交流已经是学术界关注多年的问题,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有益。例如在银川市东部的水洞沟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与欧洲同时期极为相似甚至相同的石器,而在中国其他地方却极少发现此类石器和制作手法。水洞沟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3-4万年。学者们由此推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或者西伯利亚地区的一群原始居民迫于严寒或其他原因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今天水洞沟这个地方居留,成为丝绸之的“先行者”。有关玉器东传的典型例子就是安阳殷墟遗址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经测定这些玉器的玉料基本上来自今天新疆和田地区,是玉料东传的。甲骨文中有不少商王征讨北方少数民族的记载,一些学者推测其根本原因就是周边民族不断地向其贡玉。妇好墓中的玉料应是通过北方草原然后进入中原腹地。近年来,朱鸿、叶舒宪等学者提出距今4000年左右,新疆的和田玉就开始进入中国内地,而石峁遗址就位于这条“玉石之”的黄河段上。这样的推测也并非空来风,事实上,由于陕北地区刚好处于北方草原与中原农耕的“中间地带”,这一地理特征决定其在沟通东交流方面的枢纽作用,相信随着今后考古资料的增多,这一特征将更为凸显。

沙漠古都:丝绸之上的统万城

“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在今人的印象中,统万城就是静立在毛乌素沙地中的一处古代废墟,繁华尽落,容颜不再。事实上,就是这样一座废墟曾经是沟通中的“国际都会”。

大约距今1600年前,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并在毛乌素沙地南缘兴筑统万城,盛极一时;可惜好景不长,大夏只存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被北魏所灭,但这座城市并不短命,它并未随着大夏的覆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为后世所沿用。《魏书》卷四记载,北魏攻占统万城后,除了将大夏国皇室、宫女妻妾数万人当了俘虏,一并掳掠的还有不可胜记的珍奇异宝:“车驾入城,虏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擒昌尚书王买、薛超等及司马德将毛脩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以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这些无数的金银财宝中有一些就应该是从西域地区贩运而来的物品,因为统万城就处于当时的丝要道上。《统万城铭》中也有“九域贡以金银,八方献其瑰宝”的信息。

北魏攻占统万城以后,在此设立统万镇,后又改设夏州治所,并成为通往西域的重要驿站。北魏前期的都城在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市。当时从大同到西域的交通线大致为:从山西北部越过黄河进入鄂尔多斯地区,沿今毛乌素山地南缘途经统万城后,西南行,直抵高平镇,即今固原市,继而西行进入河西走廊,最终到达西域地区。北魏时期,西域诸国的商人、使节就沿着这条道往来于丝绸之上,尤其是北魏征服北凉后,控制了河西走廊,交通畅通无阻,往来的丝商人、使团更为频繁,而统万城则是他们的必经之地。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北周时期。这一情况也有文物考古方面的,最有力的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靖边县红墩界乡席季滩村的北周翟曹明墓。该墓墓志中明确讲到墓主人翟曹明为“西国人也”,实际上就是汉唐时期丝绸之上主要商人粟特人的后代,说明统万城不仅是丝绸之上的重要节点,而且一些西域商人在此居留下来。统万城在国际商道上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天可汗道:唐代通往漠北的丝绸之“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隋唐时期以长安为首都,开创了丝绸之最为辉煌的时代,但丝繁盛的局面只是局限在唐朝中前期,唐代后期的情况就大为不同:由于黄巢起义以及藩镇割据的影响,唐后期实际上是一个。这在杜甫的诗文中能够得到真切的体现:“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诸如此类的表述无疑成为杜甫诗作中的重要主题,足以看出唐代晚期社会的动荡不安。更为棘手的是,吐蕃等占领了丝咽喉河西走廊,“要从此过,留下买财。”割据的战乱、抢夺以及重税政策严重地影响到西域商旅的往来。因此这一时期丝绸之的线发生一些变化:改走从长安北上,进入蒙古高原,再西行到达西域地区的线,又称“天可汗道”。

从长安到蒙古高原,大致有东、中、西线:东线是途径今山向的;中线是从途径今陕西省方向的;而西线则是途径今甘肃、方向的。其中中线和西线要经过陕北地区。

根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一书研究,唐代陕北地区进入长安有两条道可走:一条为从今府谷、神木出发,途径银州即今横山党岔继而沿无定河南下,再经今清涧、延川,折而西南到达延安,继续南下进入关中,实际上与今天的210国道基本重合;另一条是从延安北上途径今安塞,翻越芦子关(今靖边县湾乡芦楼关梁一带)到达夏州(统万城),然后穿越毛乌素沙地,抵九原县,即今内蒙古后套地区,继续西北行进入蒙古高原。此条线与今天的包茂高速公陕北段基本一致。延安市就成为两条线的交汇点,以南的部分合二为一。需要指出的是,途径夏州的线就是唐代后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这条线在史籍中也有记载,如《书》卷43记载了唐代与周边各民族的交通道共有七条,其中就有“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两条道,实际上就是从长安出发途径陕北地区,穿越毛乌素沙地进入塞外蒙古高原的道。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回鹘人就沿着这条道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地区进行丝贸易,影响甚广。

唐代的灵州也是进入蒙古高原的重要据点,其大致位于今吴忠市附近,与今天的灵武市关系不大。如果从灵州到长安,一种走法需要经过五原县或盐州这个支点。关于唐代盐州的确切,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考古。学界大致推测唐代盐州应该位于今定边县城以南一带的区域。由此可见,隋唐时期今陕北地区的西缘地带也是丝绸之经过的区域。

党项渔利:西夏时期陕北地区的丝贸易

“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党项的崛起是唐末五代以来西北地区格局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党项、吐蕃、回鹘等割据的存在,唐末以来陆上丝绸之从此断绝不通。客观地讲,唐末以来陆上丝绸之的确有衰落颓废之势,无论的丝贸易的规模、文化的影响大不如前,但丝绸之不至于到了断绝不通的地步,只是贸易的方式、贸易的线等方面与前朝相比发生了不少变化。这一时期,陕北地区基本为党项或西夏所控制,仍然有一些丝商贾或域外丝商品进入陕北地区。

《册府元龟》卷980记载:“鄜州以回鹘可汗所与书来上,制以左监门卫上将军杨沼为右骁卫上将军,押领回鹘等还蕃。”鄜州即为今天陕西延安富县一带。文献讲的是鄜州官员与回鹘首领接洽的有关事宜。回鹘为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西夏时期居住在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这些回鹘人出现在陕北富县一带,所走的线应该从河西走廊进入西夏的京畿地区,然后东行至夏州再折而南下。有学者认为夏州城(统万城)在宋初就毁弃于宋朝军队之手,事实并非如此,夏州城一直是西夏东部的重要据点,并且继续发挥着丝驿站的功能。《宋史》卷490讲到:“回鹘使不常来,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西夏时期的陕西诸州包括今陕北北部的部分州县。这则文献明确讲到西夏时期西来的回鹘商人在陕西进行贸易买卖的史实。夏州应是其重要的途径据点。夏州还处于从西域或今甘青地区进入辽朝的交通孔道上,实际上就是沿着毛乌素沙地南缘进入辽朝腹地,大致相当于今天陕北地区的北部边缘地带。这在宋代文献中也有明确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4记载:“麟府最当契丹、夏人交通孔道。”麟府就是今天的神木、府谷一带地区。日本人把这条商道称之为“漠南”。而在陕北定边、靖边、内蒙古乌审旗等地发现不少西夏时期的钱币窖藏也可以间接地这条商道的存在。

西夏还利用地缘优势大做丝绸之的转手贸易的买卖。西夏境内有不少来自西域或更远地区的商品,如珊瑚、琥珀、乳香、琉璃、玛瑙等,实际上就是转手贸易的丝商品。在西夏与北宋边界地带,即今志丹、吴旗、安塞、绥德一线就有不少边贸市场,这些丝商品就可以在这些市场易、流通。例如今天志丹县顺宁镇一带在西夏时期就是一处比较大的榷场(市场)。可见在西夏时期的陕北地区也是丝绸之商品流通和丝商旅往来的重要区域。

综上可见,陕北地区的确与丝绸之有着许多“瓜葛”,是今后丝绸之研究中应该予以关注的区域,也应成为陕北地方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对陕北地区丝绸之历史演变的梳理,我们发现其具有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时间的维度看,丝绸之的兴衰演变总能在陕北大地上找到相应的历史印痕。无论是待解的史前时期,还是丝畅通的李唐盛世,陕北地区都是丝绸之经过的区域,换句话说,陕北地区“全程参与”了东物质文化交流的历程。明清之后,由于闭关自守的国策和海上贸易的繁荣,通过陆上与的交流、交往活动日趋减少,丝绸之在西北地区逐渐演变为区域性的贸易活动,陆上丝绸之也就基本偃旗息鼓了。当然,明清时期陕北地区与蒙古族所居地区有着频繁的贸易活动,一些陕北甚至组织驼队,长途贩运茶叶等物品,这当属丝绸之以外的话题了。

第二,从地理的维度看,陕北地区具有“南北交汇、贯通东西”的丝交通特点。经过陕北地区的丝商道,既有东西向的,如前文提及的“漠南”,也有南北向的,如唐代的“可汗道”。这一现象与陕北地区所处的地缘特征有一定关联,既处于中原腹地与北方草原的连接带,又处于东部汉族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区的中间带。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的历史阶段,统万城一直是丝绸之上的重要节点,而且还是东西南北丝交通线的重要交汇点,是丝绸之通行陕北地区最有力一个地理坐标。因此,切不可低估其在丝绸之上的作用和地位。

第三,从的维度看,丝文化也是陕北文化中的重要因子。多元性是陕北文化的重要特征,丝文化恐怕就是其中的“一元”。一方面,丝绸之经过陕北地区,给陕北文化带来包容、勇于吸纳的文化气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陕北文化中找到不少丝文化的因子,限于篇幅,恕不枚举。另一方面,一些丝商旅留居在陕北地区,杂居交融,形成了现在陕北人。例如,近年来在陕北地区出土了不少唐代粟特人的墓葬。粟特人原居地在中亚地区,又称“昭武九姓”人,是汉唐时期丝绸之上主要商人,以“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寻、戊地”九姓为主。今天陕北地区的上述姓氏有可能与丝绸之上的粟特商人存在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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